这部刑法里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罪名和量刑，在一定意义上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至少从今天来看）。
在宪法中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宪法结构方面，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章节的内容被置于第3章，即第2章国家机构之后。那么，笔者为什么会认为基本权利主体类型的拓展难以前行呢?就特定主体而言，虽然其存在已得到学界的广泛承认，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所谓特定主体是由于传统、习俗的影响或这些主体在行为能力上的弱点，其权利存在受到社会忽视或侵犯的现象的公民。
{7}至于我国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排斥了外国人的基本权利主体资格的矛盾，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6]所幸的是，2004年人权条款的入宪为特殊主体在我国宪法的存在带来了契机。{1}178－179然而，在我国存在基本权利主体被等同于公民的简单认识，以及基本权利享有主体与主要义务主体[1]关系的错位理解。4、推进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有效发展。[5]而且，有关他们对特定权利享有的规定，除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的规定以外，大部分特定主体一直被置于宪法文本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专章之内。
1954年《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有关基本权利的条文共有19条，较《共同纲领》有大幅度的增加。肖蔚云:《宪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大陆不根据内部、外部关系导出其权力来源，而是仍然采用职权标准，虽然《立法法》在立法权限上采纳了法律保留和人大保留，并试图分清人大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间的权限范围，但这仍然不能区分人大法律与行政法规和规章之间的界限。
行政命令违反宪法按理说应当属于宪法问题由司法院解决，但台湾地区的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却可以审查违宪的行政命令，对于违宪的行政命令可以迳行弃之不用，也将行政命令违反宪法的问题视为法律争议。第二，从宪法规范的角度而言，法院也应当拥有这种审查权。根据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规则的合法要件包括：（1）形式合法：即行政规则应当履行告知或公告程序。但对于立法院通过的、由总统公布的法律，其他法院则不具有违宪审查权，在个案审理中，若发现法律有违宪异议时，审理案件的法院必须中止案件审理，提请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进行裁判。
若授权法规定必须经过其他机关的审核批准程序，则必须履行审核批准程序。如1982年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在执行期间根据情况还可以延长1年，其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度不亚于刑罚中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管制、拘役。
就各国立法机关对行政命令的审查模式而言，根据其审查的强弱程度依次可以分为以下几种：{5}1、保留同意权，是指立法机关在授权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据授权法制定的行政命令应首先送置立法机关，待立法机关同意之后方能公布或生效的审查模式。法规命令违反上述合法要件意味着其违法无效，然而，根据行政程序法第158条第1项的规定，并非所有违反合法要件的法规命令都属于无效，而只有下列法规命令才属于无效：（1）抵触宪法、法律或者上级机关行政命令的法规命令无效。首先，行政命令是行政机关制定行为规则的活动，具有立法的功能，是一种准立法行为。因此，对行政命令的制定程序及其内容应有监督审查的制度，包括命令是否违反宪法和法律、命令的内容与范围是否逾越或变更授权法、是否应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而以命令代替等，均需要建立相应的违法审查制度。
（2）无法律授权而剥夺或者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者无效。{1}252上述行政命令根据其调整关系的不同分为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前者法规命令调整外部行政关系，具有外部效力。由于法规命令是一种被授权的下位法规范，要受到依法行政原则的支配，有效的法规命令必须以其合法性为前提，违法的法规命令不具有法律效力。20世纪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行政权出现了明显的扩张趋势，其表现之一就是行政机关从议会手中获得了立法权，可以制定人们普遍遵守的法规。
（二）立法审查立法审查是指立法机关对行政命令是否抵触法律所进行的审查。1999年公布施行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则开始增加新的审查方式，即保留废止请求权。
因为：第一，我国宪法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宪政体制下，如果说让法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有违我国宪政体制的话，那么，让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进行违法审查则是这种宪政体制的应有之意。如果根据内部、外部标准来界定大陆的行政立法，那么，在大陆，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均可以对外发布带有立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但他们却无须法律的专门授权。
除此之外，关于行政命令的合法要件没有其它更为具体的规定。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均采用具体的审查方式，即必须以存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为前提，没有具体案件启动，普通法院、行政法院不能审查行政命令。台湾地区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机制对大陆建立和完善行政立法的违法审查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相反，行政机关对外制定剥夺、限制、设定及干涉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法规，则必须获得法律的特别授权，而不能直接根据组织法对其职权的概括规定来制定。《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三）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有待确立台湾地区的行政法院、普通法院在个案审理中均可以附带审查行政命令，并可以拒绝适用违法、违宪的行政命令。
行政法院、普通法院不但拥有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权，还拥有行政命令的违宪审查权。特别授权立法是指国务院等国家机关根据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法的特别授权制定法规。
为此，建立行之有效的规范审查制度便成为确保这一权力不被滥用的基本手段。{1}530台湾地区的行政命令之所以出现上述凌乱繁杂的现象，关键是前后立法上的不统一。
大陆理论上认为只有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才是行政立法，而行政机关发布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则不属于行政立法。其内容主要涉及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性、组织性以及裁量标准等规则。
虽然本条原则上涉及到行政命令，但对于行政命令的涵义、成立要件及其性质等问题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规定。这就意味着不仅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要接受法院的合法性审查，而且行政机关的全部抽象行为也应接受法院的合法性审查。也就是说，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统一解释并非是由司法院垄断行政命令的审查，而是当行政机关和法院对命令是否违法产生异议时的统一解释。从上述立法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立法院对行政命令的审查主要采用两种模式，即课予单纯的送置义务和保留废止请求权。
在德国，行政法院、普通民事、刑事法院等一般法院可以在诉讼中审查行政命令是否违反法律和宪法，对于违法、违宪的行政命令，行政法院、普通刑事、民事等一般法院均可以在诉讼中拒绝适用，但却不能撤销违法、违宪的行政命令。不仅不能划清两者的界限，而且更容易引起立法权限上的争议。
台湾地区的内政、财政、教育、交通等组织法第3条都明确规定：各部就其主管事务，对于各地方最高行政首长之命令或处分，认为有违背法令或者逾越权限者，得提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后，停止或者撤销之。实际上，采用这种方式人大无法对行政立法发挥实质的监督审查功能。
法规命令的内容不得抵触宪法、法律和上级机关的行政命令。在大陆，人大常委会的撤销权不是其在授权法中保留的权力，而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比之台湾地区立法院保留废止请求权的监控程度更强，但遗憾的是这一较强的审查监督措施却长期被搁置，人大常委会从未行使过此项权力，致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难以落实。
（一）宪法和中央法规标准法的规定台湾地区宪法并没有专门涉及到行政命令，宪法仅在第172条规定：命令与宪法或法律抵触者无效。撤销违法、违宪的权力由宪法法院统一行使，即只有宪法法院才可以撤销违法、违宪的行政命令。实际上，根据大陆的宪政体制和宪法规范，法院应当拥有行政立法的违法审查权。它包括三个要素：（1）行政命令的制定机关是行政机关，也即只有行政机关制定的抽象规范才属于行政命令，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是具体行政行为，不是行政命令。
行政程序法第150条对法规命令作出了定义性的规定：即本法所称的法规命令，系指行政机关基于法律授权，对多数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项所作抽象之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之规定。除此之外，立法院还可以在授权法中专门规定，保留对行政命令的同意权及听证权，从而强化立法院对行政命令的监控程度。
必须履行行政程序法第154条规定的预告程序。3、保留听证权，是指立法机关在授权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据授权法制定的行政命令应当先经过立法机关听证，不经过听证不得颁布实施。
其效力仅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具有约束力，对处于外部管理关系中的相对人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但解释性规定或裁量基准等行政规则会间接的对外发生约束力，因此，这些行政规则也经常涉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需要符合法定要件。各机关依其职掌就有关法规为释示之行政命令，法官于审判案件时，故可以引用，但仍得依据法律，表示适当之不同见解，并不受其拘束，如经法官在裁判上引用者，当事人即得依大法官会议法第4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声请解释。